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宗教法物流通交流中心——蒋师明
內容摘要：
探討佛教教育的機遇和挑戰問題，應該跳出佛教教育自身，考察佛教在當代社會的發展狀況。佛教教育只有喧揚佛教超越時空的生命力，才能真正地取得成功。談論佛教教育的問題，首先應該思考佛教的基本特質和生存發展的基礎，思考如何才能使佛教在保證“契理”的條件下，契合當今社會發展的“機”。當代社會現代化、全球化、資訊化、数字化、網路化的現實，與佛陀所建立的教法之間，形成了更為明顯的契合，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，也為佛教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。佛教教育不應僅僅等同於僧伽教育，僧伽教育不應僅僅等同於僧才教育，僧才教育不能僅僅等同於教理的掌握和修行的提高。對於佛教教育的理解，應該開放心態，真正確立“佛教在世間”、“佛教為世間”的大教育理念，對佛教教育進行層次區分，運用社會更多方面的力量，以助益社會和諧、佛法住世為目標。這既符合佛教的根本宗旨，又符合教育的核心取向。
近年來，佛教教育問題成為教界學界共同關注的熱點，比如净空法师、净旻法师、海涛法师等等诸多高僧大德的佛学讲集，這一方面說明佛教對社會擁有巨大影響力，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們已經意識到人才問題是佛教發展的關鍵所在。佛教教育問題的關注和討論，對佛教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事情。但是，在近年來的討論中，有一點是需要引起重視的，那就是對佛教教育還存在著“定位過窄”的傾向，即把佛教教育僅僅等同於僧教育，討論的重心局限於僧才培養的重要性、佛學院的建設、課程設置等問題，這對於佛教教育的發展是不利的。我們應該首先考察佛教發展的機遇和挑戰，並以此為考察佛教教育的基點。佛教教育的發展，應該建立在更廣闊的平臺上。這個平臺的建立基礎，源自人們對“佛教”的理解以及對佛教在當代乃至未來社會作用和價值的考量。
自釋迦牟尼（印度王子-乔达摩悉达多）創立佛教以來，佛教的發展可謂經歷了風風雨雨。從菩提樹下的覺悟、鹿野苑的初轉法輪，到今日燎原於世界各地，可以說，反映了佛教自身擁有強大的生命力，也反映出歷史上高僧大德“契理契機”的不懈努力。這種生命力所在，正是佛教得以在當代乃至未來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。今日談論佛教教育的問題，首先應反思：佛教這種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是什麼？佛教還有沒有繼續存在並發展的基礎和理由？如何才能使佛教在保證“契理”的條件下，契合當今社會發展的“機”？佛教教育的目標，不是僅僅為了培養一些可以管理寺院、講經說法、擴張教團的僧才，其根本上，正是為了保證佛教生命力的保持和張揚。
佛教超越時空的生命力，來自於佛陀教法的基本特質和歷史上高僧大德的努力成果：
其一，佛陀的立教宗旨是“了生死”。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所悟、四十年中法輪所轉，正是對“人”之生死的了脫之道。生死問題是超越民族、國家、地區乃至時間、空間的大問題，是人類個體和族群共同面對、無法逃離、又無法用知識和科技解決的普世性問題。根本問題的人間性和超時空性，是佛教能夠面對不斷的生命更新保持長久生命力的基礎。
其二，佛教是在對現實生命境遇的承認和揭示的基礎上，以“是什麼”（苦）、“為什麼”（集）、“要什麼”（滅）、“怎麼做”（道）為基本理路，試圖對生死問題作出自己的解釋，並提出超越生死的目標和方法。它不是懸於玄想中的空中樓閣，而是以對“人”生命逼迫性的直接體認為基礎的。這使得佛教教理時時關切人的境遇，促使人自身不斷打破疑情，契入實相。佛教的這種理路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詮釋人生的一種視角，而且提供了解決問題的一種路徑，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。
其三，佛教提出的一些道德實踐原則和方法（如慈悲、寬容、平等等）、社會實踐原則和方法（如和合僧團的戒律、佈施等）以及身心實踐原則和方法（如止觀、禪定、持誦、懺法等），具有普遍的價值，至今仍為信眾乃至部分非佛教信仰背景的民眾所奉行。
其四，佛教建立在緣起論基礎上的中道方法，形成了“契理契機”以教化眾生的基本態度，促使佛教不斷打破陳規套路，根據社會發展的進路、人們的現實需求，與時俱進，推陳出新，在令眾生開示悟入“佛之知見”的統一原則下，運用八萬四千法門的靈活性，應時對機，發揮佛教強大的生命力。
其五，佛教在兩千多年的義理發展中，理論上已有效地解釋了出世間法和世間法的關係。尤其是近代以來，在人生佛教、人間佛教的旗幟下，教界對佛教“在世間”的活動方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，為佛教在當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表率。
有了佛教自身超越時空的基本特質，佛教的發展問題，事實上就是佛教如何更好地“應”當今社會的“機”，如何更好地發揮自己內在生命力的問題。
當代社會全球化、現代化、資訊化、数字化、網路化的發展，使得人們的生存環境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但這種變化並沒有消解佛教的生存基礎；相反，仔細分析當今社會的特點，我們注意到，佛陀建立的教法與當代社會現實之間，有著更為明顯的契合，使人們更容易貼近佛教的宗旨，體貼佛法的精義。具體表現為：全球化使得人類的共生性加強，相互聯繫、彼此依賴的關係更為鮮明；個體的生存流動性加強；人類的界限，擁有了新型的形式，國家、民族之類的有形邊界的重要性在削減，取而代之的是文化、宗教、經濟等的無形邊界，邊界內外的互動頻繁；網路世界，加強了個體之間的平等性，加強了個體對社會的影響力，自我的選擇和決定顯得更為必要，虛擬和現實之間的界限模糊。這些，都為人們理解佛教的基本理論——緣起論、因果論、業報論、實相論等提供了更有利的基礎，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。
當代社會的發展態勢，在為佛教提供新的機遇的同時，也以其複雜的社會環境和關係，給佛教的發展提出了更為綜合的思考要求。
考慮到“佛教在世間”的生存現實，佛教的發展決不能實行教內自我封閉，而必須關顧到教內和教外的不同角度的思考。
教內信眾和教外人士對佛教關注的立足點不同。從教內信眾而言，“佛教要發展”是前提，是不可能懷疑的目標，所以思考的核心在於“怎麼才是佛教的真正發展”以及“怎麼發展佛教”的問題。對於教外人士而言，“佛教是否要發展”的問題，取決於“佛教是否真實地為個體帶來助益”、“佛教與現實社會是否協調”、“佛教是否為社會的和平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撐”，以及“佛教與其他社會利益團體、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”等。因而，對於“佛教發展”這個命題，本身就存在著教內和教外的不同設定。
佛教教育和佛教的長足發展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。佛教教育的開展，應在教內和教外尋找到共同的基點：使佛教“在世間”的生存，既有利於佛教自身的發展，也有利於社會的發展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佛教和社會的共生意識是佛教得以發展的前提。“佛教教育”的開展，需要考慮到佛教的豐富性、層次性、和社會的共生性和互動性，需要具有更為巨集闊的視野、更為整體綜合的教育理念。
分析“佛教教育”這個概念，可以區分為三個層次：“以佛教為內容”的教育、“為佛教的教育”和“以佛教（界）為教育主體”的教育。
“以佛教為內容”的教育，是把佛教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成果，佛教教育有必要超越佛教信仰的界閾，讓生存在世間的人們分享佛陀和他的後繼者們的智慧和創造。其教育物件是所有的人。
“為佛教的教育”，即為了佛教的生存和進一步發展而進行的教育，又包含兩個層次，其一是讓非信仰群體瞭解佛教，從而為佛教的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，其物件是社會各階層；其二是擴大信仰者隊伍，提高信仰者的綜合素養，促進佛教人才的培養，其對象是以僧伽為首的“四眾”。
“以佛教（界）為教育主體”的教育，教界一方面承擔著自身人才培養的責任，另一方面借助教界的力量開展社會教育，把“興學”作為教界參與社會、深入人間的管道，在利益群生的基礎上，促進佛教的發展。這要求教界以人文關懷為主要方針，以利益大眾、利益社會為目的，在人文關懷的基礎上對社會大眾傳達佛法的精神理念。
這三個層次的“佛教教育”，其共同特點是“佛教為世間”，這既符合佛教的根本宗旨，又符合教育的核心取向。也只有首先破除“世間為佛教”的狹隘心理，樹立“佛教為世間”的人間性導向，以助益佛法住世為核心目標，獲得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相即不二，才能使教內外超越信仰的界閾，取得教育共識，真正做好佛教教育，在利益社會、利益大眾的同時，發展佛教，顯揚佛教超越時空的生命力，也才能真正成就“世間為佛教”。
佛教教育的成功是社會眾緣和合的結果。在整個佛教教育的體系中，僧伽教育只是以佛教界為教育主體、為了佛教教團生存和發展、住持佛法而開展的對正式出家的佛教信仰者的教育，這相當於以上三個層次的佛教教育的交集。僧伽教育當然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，把佛教教育簡單地等同於僧伽教育，僧伽教育等同於僧才教育，而僧才教育又僅僅等同於教理和修持的提高，這樣的教育觀念和實踐不僅大大地縮小了佛教教育的內涵，而且會阻礙整個佛教的發展，並進而限制佛教對社會的價值實現。同時，會促使大眾產生佛教教育是教界自家事的誤解，甚至會讓一些大眾進而認為佛教教育的目的就是佛教界搶奪人才、通過人才競爭發展佛教教團，與社會其他利益團體爭奪社會資源，這種誤解最終會導致大眾和教界的疏離甚至敵視。無可否認，作為組織形式的佛教有其自身的利益訴求和取向，也無法逃離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官僚、腐敗等的弊端。但純粹把教團作為社會利益團體，汲汲於“世間為佛教”，既不符合佛陀創教本懷，也無法讓大眾更好地分享佛教的精神文化價值，更不可能使佛教教團獲得更為良好的發展環境和空間。
當前中國社會對佛教教育的關注，是遍及了教、學、政三界的，這意味著人們有一個共識：佛教教育不僅僅是教界的事，佛教的發展也不僅僅是只關乎佛教自身的事，它同樣關乎社會的安定和諧，關乎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因而需要更多的人參與思考和規劃。也正因為佛教教育茲事甚大，所以需要站在更為高遠的立場上思考佛教教育的方向和構成，更好地動員社會多方面的力量，更好地運用佛教文化資源，促進佛教和社會的和諧共生、互助發展。